作者：郄凤卿，天津医科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浜松医科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内观学组副主委，北京森田普济医学研究院院长，中康中西医结合医院名誉院长。
为什么我要把内观史放在第二篇？是因为我想强调内观的现实意义，强调内观带来的道歉文化在我国的重要性，与传统的想法不同，我认为道歉是由感恩派生出来的，对感恩而言，感恩是主观的，而道歉是主客观兼有的，并影响到别人和社会，道歉的重量感比感恩还大。
其实内观史没那么重要，原因是历史常常演变为对后世有用或无用的，由此决定被后世采用与否，在民族主义者，或国粹主义者眼中，历史中优秀的东西一定要和他们本民族挂钩，并通过执政者得到强化。在这种潮流下也有真正的学者，强调一些真实的史实和典据。推测出一些难以考证的事情，反映出一个侧面。
内观疗法的发明者吉本伊信并没有公开说内观来自佛教或来自中国，但吉本的弟子榛木美惠子说，他记得吉本私下说内观的思想来自于公元528年时，东渡日本宣传佛教的一位中国法师，其后日本禅师白稳在佛学界引进了类似的内观的修炼。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又是吉本伊信的亲传弟子，榛木教授讲述的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成分，应该是可靠的。
而且老子《道德经》里有”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而观其缴”这样有明确的内观思想的古典重据，而”一日三省吾身”则更清晰而明确的说明了内观思想来自何处。
吉本那时有很多苦恼，而决心内观，钻进山洞，不吃不喝，回顾人生历程，求解人生问题，头几次都因为各种原因失败，最后（第四次）他产生了顿悟，发现了内观对人生的神奇力量。在吉本伊信1953年正式把内观法推到社会上以后，发展也不是那么顺利，吉本发现了内观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反思与感恩的力量后，即开始对”受刑者”，我们称为劳教者进行内观，但虽然很有效却为时已晚，内观不能缩短刑期，后来据统计，再犯罪的比率比没有经过内观者要低很多（川原隆造，2000年，乌取大学）。
以史为鉴，吉本内观虽然被多人称颂，但也达不到普及发展内观能维持生活成本的程度，内观时间长，条件要求高，适应证不是特别明确，当时的医院不认识这个疗法，导致有心理障碍的人不能实行内观疗法，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吉本伊信靠他业谋生赚钱，用来推动内观发展，其中也有十年左右是被迫不收费（接受捐款），以宣传扩大内观的影响。
那几十年中，内观的成果被逐渐认可，由忆起爱与被爱→感恩→感谢→道歉→确认被信赖→产生解放感，平和感，开朗感，这些事实得到广泛地承认，民间的内观研修增多，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但吉本仍然非常低调，他反复地强调”我没有学问，内观理论让学者去研究，我的终身工作就是做内观的向导”。他独立工作，攒钱设立基金，他去世后他的后人仍用这笔基金来支持奈良郡山和东京白金台两个内观研修所的运作。
当然这话是我听内观学者的教授说的，并没有什么根据。吉本自1937年自己实行”心身 调查”（身调），并成功悟出这种方法对修身有效以后，就一直致力于为人民服务，1941年他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并给别人使用内观法。1953年正式设立了”道场”，也就是在固定的地方讲内观之道，实施内观。1957年在社会上有名以后，开始进入劳教所，1958年日本广播电台播出了在劳教所的受刑者的忏悔录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于1960年开始了同时收留多人集中内观。1965年吉本把内观法的轻收费，免费改为自由捐赠，为不同消费层次的人提供了多层选择，1976年鹿儿岛市的指宿竹元医院正式把内观导入医院治疗体系，1978年日本内观学会正式成立，1980年走出国外，青山大学的石井光在奥地利修道院开始传授内观，1982年真荣城和榛木美惠子赴中国黄山参加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正式把内观介绍到中国医疗界，1988年吉本逝世，他为内观奋斗了50多年，1991年国际内观学会开幕，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但吉本伊信没能看到这一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国内的内观目前可以说处在1965年的日本水平，对内观是否应该收费左右摇摆。任何社会都可以分为重视温饱阶段和重视精神健康的阶段。对经济尚不富裕，基本生活尚在维持阶段的有心理苦恼的人而言，愿不愿付出近半个月工资来解决疗效未知的苦恼，确实谁也拿不准，这也是内观发展需要时间的原因之一。当然现在的日本社会上已公认内观非常有价值，所以应该采用对价原则，这已经是现代的事了，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值得我们参考。
话说回来，1982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当时名称）的王祖承教授在中国的核心期刊《国外医学精神医学分册》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内观疗法的文献综述，这篇综述详细的介绍了内观疗法，引起了很多医生的兴趣。我当时也是读者之一，知道了内观疗法。在1999年福岛医科大学的森田疗法学会上，我邻座是当时日本内观学会的川原隆造（乌取医科大学教授）。他看我对内观疗法很熟悉，就邀请我参加2002年在乌取医大的世界内观学会并发表内观和东洋医学的演讲。我当时顺诺。无巧不成书，2000年在横浜召开的世界精神医学横浜会议的内观分会场上，原定由川原教授和王祖承教授共同司会，但王祖承教授因飞机晚点没能赶到，其他参会的几位中国教授不会日文。川原教授临时请我代理司会，也就在很长时间里日本内观学会误认为我一定是中国的内观大家。
2015年在中国全面展开内观疗法之际，天津医大毛富强教授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内观论文（发表在主要医学杂志上）统计当时我以三篇稿的成绩排在第8位。我当时吃惊一下，因为我在日本的核心期刊《日本精神神经科杂志》上也有两篇，以及在川原教授编的一本书上也有两篇，因为姓氏稀少，只能以英文名发表，毛教授虽然查不到，我也没提，不然还让毛学长以为我争名夺利呢。从这篇文章当中可以看到内观疗法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先后在上海，天水，山东，兰州，天津等地召开了五次全国内观学会，这是日本内观学会连想都不敢想的速度。
可是到了2015年11月份，内观的发展方向仍然是医院精神科，仍然是”疗法”。这是我长达几年里一直心存疑问的地方，我曾经在医院长期工作，知道在医院长期发展内观的瓶颈是什么，诊断名和病历是必要的，对有心里苦恼，人际关系有障碍的人，怎么写病历？病名和处方怎么能核对上？对不上就等着卫生局的质量检查部门给扣分吧。
2015年11月上海国际内观大会结束，并决定由我在北京主办2017年全国第六届内观大会时，我和王祖承教授有过促膝长谈，我主张，今后的内观要走向社会，社会上有大量的心存苦恼的人，他们不会为此去医院就诊，内观要走向特殊群体：如母亲，母亲如果身上不具备感恩，道歉，勤劳，奉献的特质，会影响孩子一生。内观要走向教育界，从小让孩子知道敬畏良知（规则，感恩，礼义廉耻），对我这些主张，王教授都表示认可和支持，所以才有了今天。有了我三顾茅庐，找寻线索，去寻找在社会上干了七年的内观、而不知内观这一词的实干家魏三利，他们把寻找爱与被爱的力量，用爱来疗愈身心称为”爱心之家”，在全国已有若干分支，这种实质上的内观法，我们这些”内观专家”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不知道传统文化在基层已经有人提倡，有人践行，有人已做起了很大的规模。今年8月份，在魏大夫的号召下有十六人参加内观体验，在中国内观史上留下了一笔浓重的记录。
今天说的内观简史，是我体验和知道的内观，离真正的全面的内观史相距甚远，我个人的主张就是写东西尽量找自己体验过有感受的来写，这样有一种个体化的独特风味，也许不是所有人都适应，我希望爱听故事的人来读，爱听理论的人我今绍另一部书。
我借用吉本先生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我是个没知识的人，我只推荐自己看到的内观效果，我只选择我认为合适的内观适应症，其他的方面，让擅长的专家去做”。
当然这话是我听内观学者的教授说的，并没有什么根据。吉本自1937年自己实行”心身 调查”（身调），并成功悟出这种方法对修身有效以后，就一直致力于为人民服务，1941年他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并给别人使用内观法。1953年正式设立了”道场”，也就是在固定的地方讲内观之道，实施内观。1957年在社会上有名以后，开始进入劳教所，1958年日本广播电台播出了在劳教所的受刑者的忏悔录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于1960年开始了同时收留多人集中内观。1965年吉本把内观法的轻收费，免费改为自由捐赠，为不同消费层次的人提供了多层选择，1976年鹿儿岛市的指宿竹元医院正式把内观导入医院治疗体系，1978年日本内观学会正式成立，1980年走出国外，青山大学的石井光在奥地利修道院开始传授内观，1982年真荣城和榛木美惠子赴中国黄山参加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正式把内观介绍到中国医疗界，1988年吉本逝世，他为内观奋斗了50多年，1991年国际内观学会开幕，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但吉本伊信没能看到这一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国内的内观目前可以说处在1965年的日本水平，对内观是否应该收费左右摇摆。任何社会都可以分为重视温饱阶段和重视精神健康的阶段。对经济尚不富裕，基本生活尚在维持阶段的有心理苦恼的人而言，愿不愿付出近半个月工资来解决疗效未知的苦恼，确实谁也拿不准，这也是内观发展需要时间的原因之一。当然现在的日本社会上已公认内观非常有价值，所以应该采用对价原则，这已经是现代的事了，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值得我们参考。
话说回来，1982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当时名称）的王祖承教授在中国的核心期刊《国外医学精神医学分册》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内观疗法的文献综述，这篇综述详细的介绍了内观疗法，引起了很多医生的兴趣。我当时也是读者之一，知道了内观疗法。在1999年福岛医科大学的森田疗法学会上，我邻座是当时日本内观学会的川原隆造（乌取医科大学教授）。他看我对内观疗法很熟悉，就邀请我参加2002年在乌取医大的世界内观学会并发表内观和东洋医学的演讲。我当时顺诺。无巧不成书，2000年在横浜召开的世界精神医学横浜会议的内观分会场上，原定由川原教授和王祖承教授共同司会，但王祖承教授因飞机晚点没能赶到，其他参会的几位中国教授不会日文。川原教授临时请我代理司会，也就在很长时间里日本内观学会误认为我一定是中国的内观大家。
2015年在中国全面展开内观疗法之际，天津医大毛富强教授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内观论文（发表在主要医学杂志上）统计当时我以三篇稿的成绩排在第8位。我当时吃惊一下，因为我在日本的核心期刊《日本精神神经科杂志》上也有两篇，以及在川原教授编的一本书上也有两篇，因为姓氏稀少，只能以英文名发表，毛教授虽然查不到，我也没提，不然还让毛学长以为我争名夺利呢。从这篇文章当中可以看到内观疗法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先后在上海，天水，山东，兰州，天津等地召开了五次全国内观学会，这是日本内观学会连想都不敢想的速度。
可是到了2015年11月份，内观的发展方向仍然是医院精神科，仍然是”疗法”。这是我长达几年里一直心存疑问的地方，我曾经在医院长期工作，知道在医院长期发展内观的瓶颈是什么，诊断名和病历是必要的，对有心里苦恼，人际关系有障碍的人，怎么写病历？病名和处方怎么能核对上？对不上就等着卫生局的质量检查部门给扣分吧。
2015年11月上海国际内观大会结束，并决定由我在北京主办2017年全国第六届内观大会时，我和王祖承教授有过促膝长谈，我主张，今后的内观要走向社会，社会上有大量的心存苦恼的人，他们不会为此去医院就诊，内观要走向特殊群体：如母亲，母亲如果身上不具备感恩，道歉，勤劳，奉献的特质，会影响孩子一生。内观要走向教育界，从小让孩子知道敬畏良知（规则，感恩，礼义廉耻），对我这些主张，王教授都表示认可和支持，所以才有了今天。有了我三顾茅庐，找寻线索，去寻找在社会上干了七年的内观、而不知内观这一词的实干家魏三利，他们把寻找爱与被爱的力量，用爱来疗愈身心称为”爱心之家”，在全国已有若干分支，这种实质上的内观法，我们这些”内观专家”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不知道传统文化在基层已经有人提倡，有人践行，有人已做起了很大的规模。今年8月份，在魏大夫的号召下有十六人参加内观体验，在中国内观史上留下了一笔浓重的记录。
今天说的内观简史，是我体验和知道的内观，离真正的全面的内观史相距甚远，我个人的主张就是写东西尽量找自己体验过有感受的来写，这样有一种个体化的独特风味，也许不是所有人都适应，我希望爱听故事的人来读，爱听理论的人我今绍另一部书。
我借用吉本先生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我是个没知识的人，我只推荐自己看到的内观效果，我只选择我认为合适的内观适应症，其他的方面，让擅长的专家去做”。